顾老讲案

　　“你怎么知道她是证人？”陆卫东问。

　　顾德昌的视线微微低了下去：“我去过那家面馆三次。第一次是中午，第二次是傍晚，第三次是晚上打烊之后。第三次去的时候，面馆里只有父女俩，已经关了门。我坐在后厨的凳子上，问她那天傍晚除了那个穿军大衣的人，还有没有看见别的人。她想了很久，说她确实还看见了一个人，那个人不是从后门走的，是从货场侧面那道小铁门出来的。她说那人穿着铁路制服，身形瘦高，走路很快，出来之后在巷口停了一下，然后往北走了。”

　　“我当时没有立刻去查那个人。但我记住了她描述的细节：铁路制服、瘦高个、走路快。回局里之后，我调出了货场所有职工的档案，把符合这三项特征的人列了名单，一共七个人。然后我挨个排查——那七个人里，有五个那天晚上没有在岗，有一个是夜班，只有一个人符合全部条件：刘明远。”顾德昌的手指在桌面边缘停了片刻，然后慢慢收拢，“他是货场的调度员，负责当晚几列货车的调度安排。”

　　屋里安静了一会儿。韩冰手里一直握着笔，但没有写。龚强的笔记本已经合上了，没有再翻开。陆卫东坐在那把旧椅子上，没有动，像是要把每一句话记住：“你当时找刘明远谈过话，对吧？”

　　“谈过。”顾德昌说，“我先是去他办公室找的他，他当时坐在桌前，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调度记录。我说我只是过来了解情况。他说那天晚上确实有一列从绥芬河方向来的货车，但车皮上已经贴了标签，说装的是木材，跟军火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说话的时候很平静，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核实过的事情。我问他那天傍晚有没有看见一辆没挂牌照的卡车停在后门，他说没有。”顾德昌的声音始终稳定，但在那段话的末尾，他停了一拍，“但他说没有的时候，手里的笔没有放在桌上，一直握着，笔尖已经干了。”

　　“后来呢？”陆卫东问。

　　“后来我又去找过他两次，一次是隔了一周，一次是隔了一个月。第二次他没有坐在桌前，他正要去铁路局的调度室开会，在走廊里碰见了我。他说他已经在查那批货的去向了，还说如果有了进展会告诉我。第三次我去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。”

　　“不在是什么意思？”

　　“调走了。铁路系统的调令，比我预想的快。他去哈尔滨铁路局报到了，理由是家里老人身体不好。”顾德昌的声音不高，“我当时去找了他调任前的部门主任。主任说他申请调走的理由确实是这个，手续齐全，审批流程也没有问题。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——他在申请调走的材料里，附了一份家书，说他母亲病了，需要他回去照顾。但那封信的笔迹，和他平时的字迹有点像。”

　　龚强开口问了一句：“那封信还在吗？”

　　“在。”顾德昌说，“我复印了一份，夹在卷宗里。信纸已经发黄了，但字迹是蓝黑墨水的，和他平时用的一样。”

　　窗外有一阵风穿过院子，把窗台上的薄灰吹起来，在光里打了个旋又落下去。顾德昌没有去看那阵风，也没有去管桌面上的灰尘。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摊开的手掌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：“那批军火后来再也没出现过。”然后他抬起头，目光从陆卫东身上移开，“但那辆尾灯坏了一边的卡车，还有那个穿旧军大衣、走路微跛的人，我有时候会觉得，他们还在这条路上的某个地方。”他的声音透着一丝丝疲惫，“案子搁置了，但我相信他们还在继续倒腾军火。还有很多证据需要搜集，后续的抓捕，现在交给你们了